时间：2007年11月10日
地点：丁乙画室
本文中，采访者曹维君简称曹，艺术家丁乙简称丁。

曹维君（曹）：你的“十示”之路就快走到二十年了。能否从头谈谈感受？
丁乙（丁）：“十示”作品出现在“85新潮”的后期，也就是88年。确切地讲，第一件有“十”字符号的作品是在1986年画的。那时和其他艺术家一样，为许多问题所困扰。

曹：什么样的问题？
丁：是针对什么进行突破的问题。在8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艺术还没有真正的自己的风格出现，仍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由于自身的很多东西尚未理顺，所以“85新潮”的作品基本上处于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学习和模仿。如新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照相写实主义对当时的中国现代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艺术家立足于现实生活得到的具体感受与源于西方的各类观念形式相结合构成了当时艺术作品探索与表现的一种主要的倾向。

曹：抽象的“十示”风格是你选择的有针对性的一种手段吗？
丁：对。我是反对当时盛行的表现和象征的样式。当时大家很钟情于对理想甚至是对幻想的表达，我寻找的则是一种对此予以突破的可能性。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让自己认定的艺术思想和语言发展得持久，并以一种非艺术的手段，即，不像艺术、离开艺术，尽量减弱艺术的成分。我所能做的就是对自己心中的激情在画面上予以转化，让它以一种更理性的、属于自己的方式呈现出来。

曹：现在作品比以前变得更加光亮鲜活了。眼下的思考仍在过去的延长线上吗？
丁：还在，当然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针对性也有所调整。如城市化进程和今天的时尚文化都在画里面有所显现。这和二十年前的心理状态相比，画面的情绪固然有不少差异。作品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1、精确阶段：早期作品比较坚硬冷峻，完全是以尺子、胶带和直线笔为辅助工具来完成作品。当时决定选择“十示”符号是为了脱离中国传统绘画的意义，消除自己背负的传统文化的抱负和西方现代主义初期纯绘画性的影响。
2、徒手阶段：这大约是从91年的下半年开始的。这样的变化是基于对精神上的准确性的思考，因为表现手段在技术上的精确并不代表精神上的精确。我就试着离开了前一阶段使用的辅助工具，想寻找一种“自由中的精确”。画面氛围和笔触的“口语化”让我感到了更多的自由和解放。这一阶段仍以丙烯为主要媒介。
3、材料阶段：到了93年底，对新材料尝试的愿望变得强烈了。“口语化”阶段开始后，进行各种试验的要求提上了日程。这一阶段创作了大量的实验性的纸上作品。之后开始用粉笔和木炭及用圆珠笔和在瓦楞纸上画画。以木炭和教学用的粉笔直接在布上画，有一点直接书写的样子。木炭和粉笔在画面上留下的痕迹使人联想到“帛书”或出土的织物，画面上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实际上是我作品里重要的元素。这样的效果可以将传统文化“遗迹化”。这些实验差不多持续到了98年。
4、现成品阶段：对材料的试验后来扩大到了用现成的苏格兰格子布来画。利用它既有的图案样式，只在上面罩一层有些透明的底色，可以更加自由地控制画面的色调和构图。在这个阶段作品里开始有更多、更直接的社会和文化批判成分的体现。像苏格兰格子布，在欧洲它代表了苏格兰某一个家族特定身份的文化符号。这种布在我的作品中，它所代表的特殊意义被消融了。我想尝试在创作的方法上去触及如“文化间的误读”等问题。其后，城市题材作品的出现是在千禧年前后。作品里的色彩和构图都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有了大量的荧光色出现在画面上，而且画面的层次变得更丰富了。形态不规则的“主体”出现在十字构成的层次更多的画面里。上海已不再是灰蒙蒙的安静的城市了，我的作品开始与周围的环境、外部的人和事情有了越来越多的互动。我想在作品里反映出这个城市的喧哗和刺激。荧光色和金属色折射了物质化的时尚和繁荣，但十字背后也可以看到混沌与虚无。

曹：你提到在创作中关于激情的转化，这也许是在一种强大的精神性的存在和支持的前提下才可以达成的一种转化吧？
丁：对。力量的转化需要耐力和意志力的支持。对我来说，身心和作品是一致的。自己设定的从材料到表现形式的严格限制对我要在画里传达的这种意志力有着巨大的促进，使我日常生活体验留下的痕迹都毫无保留地进入了这个支持我的耐力和意志力的系统。“十示”系列作品开始的时候我就认定了：“形式即精神”。

曹：你怎么看待自由的个人意志？在你的作品里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丁：想真正地做好，以至于完成一个研究，都必须要具体。从点滴做起，持久地坚持自己的原则。无论是心理还是画面上，宏观大的气象存在于每个小的气孔之间。

曹：对自己的原则进行可谓恒久的坚持，期待的是什么？
丁：其实人一生中能做的事情很少，我在生活中和画面上的诉求是为了一份属于自己的感动。

曹：听起来像是一种使命感。
丁：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确实还有这样的一种使命感，它是一种动力，是与生俱来的。现在的社会里，生活中好像选择多了，人们对于使命感的存在不太关心或计较了。于我来说，它仍然是在的。

——摘自《素》3#，第214-219页